上海，如果需要恢复活力和自信，办法不是没有，是愿不愿面对，是敢不敢创新，有没有魄力，有没有智慧，有没有耐心的问题，有没有将改革进行到底、改变现状的决心和勇气。
撰文 | 吾非羊
2017年4月22日，上海，虽然当天的气温狂飙到25度，但是不能阻挡“百乐门”舞厅前上成百上千的前来参观的老年人的热情。这座重新装修开放的有着84年的历史建筑，曾是旧上海现代娱乐业和时尚生活的巅峰之作。
在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眼中，“百乐门”不仅仅是舞厅，而是一座永不消失的，代表着上海曾经的先进、超前、领先的生活方式与城市文明的坐标，乃至一种曾超越中国内地的优越感。
但是，在这个画面背后，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上海，如同曾经辉煌的“百乐门”舞厅，它老了，旧了。即使重新修饰，也不能掩饰它衰老而失去了活力的现实。如同簇拥着它的粉丝，已经是白发苍苍平均年龄65岁的人，看不到青春、活力有朝气的年轻人。
但是，曾经的上海，不是这样的。
那时，上海是一群年轻人的故事
在百乐门，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叫吉米金。
吉米金（1918-1991），原名金怀祖，旧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址在今华东政法学院）物理系学生。但是，吉米金的才华不在物理学上，而是在爵士乐演奏上。他成为了旧上海华人爵士乐的灵魂人物，在20世纪40年代就玩起了夏威夷吉他，之后玩起了电吉他。
▲重新开张的上海百乐门
1946年，吉米金在“仙乐斯”舞厅爵士乐队担任吉他手，轰动上海滩。1947年，当时的“百乐门”老板郁格非邀请吉米金到百乐门演奏，由此揭起了一场华人爵士乐的“吉米金潮流”。
“百乐门”出现了第一支华人爵士乐队——“吉米金乐队”，在1946-1953年，“吉米金乐队”驰名上海、东南亚和北美华人区，其乐风和特色影响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世界华人爵士乐。
我在十几年前，曾遇到一个上世纪40年代的圣约翰大学学生，他用纯正的老式美国腔英语对我说：“我是st. john's university毕业的。”当时他快八十岁了，但是还在努力学习电脑，学习用手机发短信，学习新的信息技术，不想被时代淘汰。
一个与时俱进，喜好创新，不懈追求的灵魂，不会因其体能和身体的衰老而衰老。正是这群上世纪40年代成长出来的上海有志青年，托起了新中国后四十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上海在全国工业和经济中的示范作用。
可以说，在1900年以后的百年间，上海是中国最主要的向全国输出自主创新技术和标准的工业城市之一。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家发电厂、煤气厂、自来水厂、灯泡厂、纺织厂，第一艘国产大型客轮、第一部电话交换机、第一部模具线切割机等等。
而有想法、敢创新的上海青年，成为了著名的技术劳模。有发明硬质合金阶台式车刀，全国知名的高速切削能手盛利；有刻苦钻研技术，试制成可配制100多种颜色的塑料着色配方的“土专家”上海化工厂的樊阿利；有经过227次试验，创造成功直径0.08毫米钻头、填补了我国微形刀具空白的上海工具厂工人朱富林；有先后创造了12种高速切削钻头提高工效几倍至几十倍的上海锅炉厂工人李福祥；有利用旧设备，创制成功我国第一根无缝紫铜管的慎昌铜管厂工人潘阿耀……
还有在改革开放后，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使中国纺织机械厂重走振兴之路的厂长黄关从；有治厂有方，引起国际瞩目的上海柴油机厂厂长邵竞武等；有上世纪90年代第一个将美国桶装水技术中国化，让中国人喝上桶装纯净水的上海正广和汽水厂厂长吕永杰；也有大胆尝试和推进国企市场化和股份制改革的上海家化集团董事长葛文耀，第一家在上海南京路大胆引进美国商场开放式商品展示的帐子公司老总赵令全……
那么，现在的上海年轻人，这种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精神，还保持着吗？
现在，有一群忧伤的上海年轻人
现在的上海青年，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隐隐的愤懑。这种忧伤和愤懑，从著名的上海“本土派青年”聚集的“宽带山社区”中流露出来。
该社区的文字语言以“沪语”为主，他们戴着标有“kds-tf最光荣”的徽章，显示为“本土上海人”与“本土上海人之间的认同与彼此保护”。
而“本土上海人”的宽泛定义是指，在1900年至1990年之前移民上海的，在1949年后拥有上海市民身份的第二、第三、第四代移民后代。而“上海人”认同的标准，主要以“沪语”为主要方言，并能够遵守和认同上海人的风俗习惯、思维模式和交往规则。
如果用社会学方法分析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某一社群以设定认同标准，排斥外来因素而自我封闭和聚集，是一种外界生存环境出现威胁而寻求自我保护，以聚集认同者的力量增强社群实力的行为。
也就是说，“宽带山社区上海本土青年”的出现，是曾经领先于全国和拥有优越感的上海人，目前在面对新移民力量和其他城市赶超的转态下，为摆脱困境的自我保护和显示存在感的防御性行为。在衰退和实力削减中的社群，会抱团寻求集体的力量以显示存在和度过危机。
正如一个“上海本土派青年”哀叹的，他们搬出了黄浦区的“亭子间”和石库门，搬到了中环、外环的“乡下”。全国人民都来上海“扒分”（赚钱），住进了寸土寸金的市中心高档楼盘，上海人自己却进了郊县的廉价房、安置房和经适房。市区的写字楼里挤满了西装革履的全国的大学生和精英。
而上海本土青年有的在家“啃老”，有的在超市做理货员，有的在做小生意卖葱油饼卖奶茶，有的在卖保险卖汽车跑业务，有的在街道办事处窗口填写单子，或者全家三代挤在老公房里。
甚而有人自嘲地写了篇《上海七大阶层生活现状一览》：“一，赤贫阶层，这部分人群主要是上海本地人，生活在各大棚户区、老公房、安置房、郊区民房中；二，工薪阶层 ，主要出行工具为电瓶车、公交，有公交就不会坐地铁，包里放着三件宝——交通卡、雨伞和饭盒，该阶层由上海本地人与外来移民平分秋色”……
于是乎，上海的青年人已经基本成为了“钱少，职业以工薪阶层为主，住在老公房中，结婚买房靠啃老，开的车是外地牌照小排量，有很少的精英的人”。
而在其他的性格特征分析上，上海本地青年又给人留下了“没有魄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愿意去外地和离开上海出去闯荡”“不愿拉下面子撂地摊或者干体力活，缺乏创业和创新摆脱困境的决心”等印象。
上海外来年轻人的理想与现实
被“宽带山社区上海本土青年”指责为抢饭碗和恶性竞争的“硬盘”（外地青年），生活状态其实也很艰难。
与最起码有一套老公房在手，或者两代老移民的存款家底做支撑的上海本地青年相比，上海外来青年的生存压力更重，而且他们还承担了上海大部分的创业和创新的引擎，地方财税的生产者以及附属的压力。
以省籍分析，在高科技企业中，上海高新技术企业的龙头，创办“复旦复兴”的郭广昌、梁信军是浙江人，“盛大科技”的创始人陈天桥也是浙江人。浙江籍青年也遍布传统制造工业和轻工业用品的批发零售领域，上海市场化新闻媒体的主力是四川青年和湖南青年等。
安徽青年成为了上海餐饮服务业、房地产中介的主力，而江苏苏北籍的青年成为了水电、煤气、网络等市政安装和保养领域的主力。福建青年在卖茶叶，快印店主要是湖南青年。来自山东、河南、陕西、贵州、广西、湖北和东北等其他内地的青年成为了电话销售和推销产品、走街串巷主力，或者在张江高科的it公司里编程。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他们离开家乡，从各种大专院校毕业，满怀着理想和激情来到上海。他们骑着共享单车和坐地铁上班，住在市郊结合部的合租房里。他们有激情，有魄力，大部分受过良好的教育，具备了上海在1900-1949年那种充满了奋斗精神的移民青年的活力。
而正是这1990年至今前后四代（60后、70后、80后、90后）留在上海谋发展的年轻人，撑起了二十几年来上海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激发出城市活力，重新成为中国第一大都会“魔都”的脊梁和动力。
是，有人留下，也有人被迫离开。最实际的情况有几种：
一，奋斗几年，买不起房也买不起车，生活在出租房内，随着上海生活成本的上涨，他们感觉每年的存款不见多，又买不起上海的房子，决定离开，去南京、杭州、苏州等邻近二线生活成本较低的城市。
如我的一位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的媒体同事，虽然在上海读了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了几年，但是仍旧买不起房，于是决定去南京发展。终于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南京安家、买房，过上了幸福生活。
▲房子，是很多留沪发展的年轻人要面对的一大压力
二，在上海买房后，一夜又回到了赤贫，不得不考虑卖掉房子搬离。在上海奋斗了很多年，终于买上了房子，但是房贷压力太大，生活状况又回到了“解放前”，举步维艰。于是决定把上海的房子卖了，更换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或者回老家保证自己能有尊严地活着且生活质量不会下降。
三，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创业或奋斗或者升职的机会，如杭州、苏州、南京、广州、深圳、武汉、成都等地。
如同一句调侃的话：来自五湖四海的中产“凤凰男”，开着外地牌照小排量国产车，住在中环外环之间，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猫晚，承担着养活一家人和乃至养活半个家族人的巨大压力。
上海给他们选择和上升空间是有的，但是活得太累了。
活力和创新力衰退的城市文化让人担忧
一个城市的年轻人的活力衰退了，势必会影响这个城市的文化精神和发展活力。
虽然陆家嘴新建的高楼大厦越来越高，外滩的百年建筑一天比一天华丽，南京路和徐家汇地铁中的人流如故。但是，上海人（包括所有上海户籍和非上海户籍的在为上海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心中的活力感和海派文化中的创造力、包容性、开拓性较之以前，开始衰退了。
在上海陆家嘴最高的摩天大楼中，使用得最多的是西门子和三菱电梯，盖楼的工程机械是日本的三菱重工或者湖南的三一重工。在大超市沃尔玛和家乐福中，各种日用品中，上海本地的百年品牌如上海药皂、光明牛奶、六神花露水等被包围在全国各地的品牌中，露出一点点，而且这些品牌主要是中低档价位的产品。
在南京路新世界百货、大丸百货、梅龙镇伊势丹广场的高端奢侈品——从手表到包包再到服饰，虽然可看到有罕见的国货，但是却没有上海生产的产品。这在上世纪中末叶，上海制造的中高端轻工业品占据了全国商场的半壁江山的时代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上海从一座生产和技术输出型城市成为了消费型城市。
而引以为傲的以“中西合璧、海纳百川、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大气包容”的海派文化，也如著名的徐家小开“老克勒”徐元章离去后的宝庆路3号的洋房一样，陈旧、封闭、没有生气。
▲徐元章在宝庆路3号家中举办的“老克勒”舞会名噪一时
如一位上海新闻界的老同志所说，“现在的海派精神全部用在说话上，做事能力岂不衰退。申城文坛现在日趋高龄化，到处一片老面孔，空洞无聊庸俗陈旧”。
谈起海派精神和文化，给人感觉就是老式留声机放着时断时续的周璇的沙哑歌声，坐在躲着螨虫的沙发上闻着发霉的墙纸的味道，而一帮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在一起回忆以前的光辉岁月，自娱自乐，无病呻吟。曾经先进的文化，由于故步自封和不图创新，反而成了阻碍时代前进的老古董。
而新的海派文化，却是新又新不起来，脱离了“中西合璧、海纳百川、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大气包容”的精神实质……
比如最近几年，上海电视荧幕上，最红的节目是一个穿着旗袍的变性人嘲讽与他一样的娱乐界人士来博得收视率，或者由一个原居委会老太太调解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抢占了电视屏幕，或者模仿其他省市的真人秀节目刺激观众，或者由几个滑稽演员翻来覆去模仿以前的滑稽戏和独角戏来讨观众开心……这种在新酒囊中灌入了劣质酒来冒充“原酿酒”的“新海派文化”，成了一个又奇怪又可笑的东西。
这些所谓新海派文化的封闭化和庸俗化，使得上海曾经享誉中国和海外的“海派文化”落到了一个很低的格局中。
正是由于这种画地为牢、故步自封、缺乏了活力与魄力的当代一些上海人的精神状态，导致上海看似繁荣先进的面貌背后是创新能力的不足。
2016年12月16日发布的《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2016》显示，上海科技创新方面还存在三大短板：
一，企业研发投入亟待加强。2015年，上海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总量比重为60.8%，比上一年下降了2.6个百分点。
二，pct专利申请量有待提高，比较2004年至2015年8月国际科创城市的pct专利申请量，上海有近1.3万件，东京和巴黎则分别是上海的17倍和3倍。而相比全国2015年pct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的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