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八九点钟，上班的人陆续走了，上海闸北区驰骋新苑小区渐渐安静下来，散步的老人多了起来——当地居委会正门挂着块很久没更新的牌子，上面显示这个小区 60 岁以上老人有 1296 位，常住人口则是 7206 人。
居委会书记章旨钦告诉《好奇心日报（qdaily）》，这两年小区内的老年人口增加很快，老龄化比例大概在 25% 到 30% 之间——比那块牌子上算出来的 18% 要高不少。她在这工作已经有七年，对整个小区的情况相当了解。
驰骋新苑位于上海城北原闸北区的阳曲路 760 弄，介于中环和外环之间，距离上海市中心 15 公里。1980 年代末，当时的闸北区住宅办为了安置市中心市政工程建设拆迁的居民，兴建了一大批住宅，其中就包括驰骋新苑的前身，4 个各自独立的小区。此后，一直到 1990 年代末，都陆续有居民从各个棚户区搬到这里。2016 年，4 个老式小区改造完成，合并成为驰骋新苑。
在一个十字路口之外的房产中介看来，驰骋新苑是一个成熟社区。中介张先生就是本地人，他告诉《好奇心日报（qdaily）》，因为距离地铁站近，生活配套也比较完善，再加上房价相对市中心没有那么高，因此一部分在三站地铁之外的大宁工作的年轻人，会选择在这里租房。
截至 2017 年末，上海有外来常住人口 973 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依靠租房来解决居住问题。这群平均年龄三十来岁的人，让上海看上去比实际年轻了很多。
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把 23 到 28 岁的上海年轻人称为“消费新贵”，认定他们在人数、规模以及购买力上都将逐年走高，未来会购买更多的奢侈品、进口产品、消费升级产品，以及文化娱乐产品。
这些活力生活，让人忽略了上海的另一面。
2017 年上海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上海户籍人口中 60 岁及以上老人已经达到 483.6 万人，占户籍人口比例为 33.2% ，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 19.99% 。上海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老龄化城市，而驰骋新苑就像它的一个缩影。
几十年来，小区里的住户很少有什么变化。张先生说：“以前住的是什么样的人，现在也还是什么样的人。”
早上七点多
住在驰骋新苑的王女士今年 60 岁，退休也就是四五年的时间，放在驰骋新苑的老人群体中，还只能算是小辈。
退休也有退休的操劳。王女士的女儿刚刚生了孩子没多久，把孩子寄养在她家中。因为要赶回去照顾家里的“小毛头”，她不敢在小区户外停留太长的时间。再过几年，她也要像周围的老人们一样，每天早上忙着把早点塞进孙辈的口中，然后送他们上学。
驰骋新苑所在这一片区域汇集着不少学校。东边紧邻的就有一间田家炳中学。往西还有保德路小学、民办彭浦实验小学、保德中学、彭浦第三中学。每天早上，帮孩子们背着书包的，大多都是他们的爷爷奶奶，而这是许多老人一天中的第一项任务。
小区里的老人们大多不和子女住在一起。房子不大，容纳不下祖孙三代，但是照顾孙辈的责任总是落在了老人身上。2014 年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发布调查报告，他们从 2002 年开始对八个区县进行抽样调查，当年主要由祖辈照看孙辈的家庭比例还只有 23.7%，而到了 2013 年这一比例急剧上升到了 73.4%。
这样的责任可能要延续很多年。任女士今年 70 岁了，尽管她的两个孙子都已经上了大学，但是她还是需要张罗儿子们的伙食问题。有时候儿子在单位里值班，任女士就要做饭给儿子带过去。事实上，从 55 岁、60 岁退休到 70 多岁的年龄段当中，老人们代替他们忙着工作、赚钱的儿女，维持着一整个家庭的日常运转。
表面上看，儿女工作繁忙似乎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这背后有社会变革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上海市政府鼓励企业自办托儿所、幼儿园，从而解决在职职工没有时间、精力照顾孩子的问题。但这些托儿所和幼儿园随着企业改制逐渐关闭，社会上却没能有足够新机构承接保育功能。上海每年新生儿出生为 25 万左右，2016 年全上海托儿所只有 40 所，仅能招收 6000 多名幼儿。私立幼儿园可以分担一部分，但资质管理是个隐患。
公共服务的不完善，其成本被转嫁到孩子和老人身上。老人们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照顾孙辈的责任。在计算一个孩子从小到大要花掉多少钱时，这是一个难以量化，也常被忽视的因素。
老人们并非那样心甘情愿在承担家庭的责任。相对其他老人，60 岁的王女士还算年轻，还有精力能够照顾幼儿。任女士则说自己现在“轻松”了，两个孙子都上了大学以后，她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就要小得多。
前述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调查进一步指出，48.1% 的祖辈认为带孙辈只不过是应尽的责任。47.8% 的认为压力过大。感觉到疲惫、精力不够的也占到了 46.7%。
谈起抚养孩子这件事，80 岁的钮女士摇头：“养小孩本来就是一件麻烦事。我那个时候养两个女儿，就觉得很吃力了。”
上午九点
今年 72 岁的孙先生在驰骋新苑住了二十多年。上午他会在小区里闲逛。停下来的时候，则会坐在乐龄之家，也就是社区老年活动中心里的休息室，抽一支烟。
年轻时，孙先生在新疆建设兵团做高空建筑工人，退休以后才回到上海。那几年，他还有点闲不住，跑到附近的银行，给别人当保安，顺便收发邮件。现在，他已经完全习惯了退休后这种慵懒而无所事事的状态。而这种悠闲生活背后的保障则来自于上海优渥的社会保障体系。
每个月，孙先生能拿到的退休金有 3800 元。对于这个数字，他说自己“还是满意的”，多个几十，少个几十，也不在意。一旁 80 多岁的姜女士则说，她的退休金是 3300 多元，丈夫可以达到 4000 元。夫妻两人一个月加起来 7000 多，因为“吃也吃不了多少”，所以“生活条件不错”。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2016 年上海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月养老金 3558 元，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以及西藏。上海市政府的抽样调查显示，上海 2017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大约为 4900 元。这意味着，上海老人的经济保障相比起在职职工来，也并不逊色。放在全国，上海的养老金也只比西藏和北京这两个省市区低上几十元。
更何况，老人们的日常花销也不大。这一代老人大多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位老人对《好奇心日报（qdaily）》记者说：“你们是没经历过排队凭票买东西的时光，你妈妈大概经历过的。”物质匮乏、以及经济上的困窘深刻影响了一代人的性格，任女士指着社区洗衣房中的一瓶消毒液说，“这瓶消毒液要 100 多块钱了，家里面随便怎样都不可能会去买的。”
子女也会接管老人们的花销。在探望父母的时候，看到父母家中的水电费账单，一般都会顺手帮父母把钱付掉。老人们也就只能见缝插针地寻找一些自己能够回馈子女的地方。曹女士就在居委会工作，能够抢在子女之前，替他们把小区中停车位的钱付掉。
在短期内，老人们的养老金并不成问题。根据相关部门的报告，2016 年上海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为 1826 亿元，支出则为 1653 亿元。
然而人社部的数据指出，包括广西、海南、湖北、辽宁在内的 13 个省市区养老金支付能力不足一年，其中黑龙江养老金亏空已经达到 232 亿元。未来不断加剧的老龄化一定会导致养老金亏空的问题。
全国参与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与领取养老保险人数的比值已由 2011 年的 3.16 下降到了 2016 年的 2.8，到 2050 年预计会进一步下降到 1.3，几乎相当于每一个人都要额外供养一位老人。
不过，这似乎并不是这一代的老人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上午十点
姜女士正要去往医院看病。因为只是日常随访，观察病情变化，所以她用不着像其他急着求医的病人，大清早跑到三甲医院门口排队。
过去几年里，她饱受心脏病的困扰，做了三次手术，身上装着两个支架和一个搭桥。距离最近的一次手术快要四年了，刀口依旧隐隐作痛。对于目前的生活，她说自己心满意足，但一提到身上的病痛，姜女士还是觉得痛苦。
“年纪大了，我们哪个人身上没有什么慢性病？”任女士说。健康是社区中老人们聊天时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哪家医院好，要看哪些医生，就连那些拗口的药物名称，老人们也都了如指掌。
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先生从社区洗衣房中走出来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和曹女士谈起了自己的腿。这是长期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过高的血糖引发四肢神经和血管病变，严重时会导致四肢溃疡、感染，极端情况下需要截肢处理。
曹女士劝他要定时定量服药。老先生说，药都按时吃，血糖也已经控制住了，但好了一阵的腿，最近又开始疼了。他显得有些忿忿：“有个人跟我说，看脚，瑞金医院和六院最好，挂号都挂不上。电视里一直报道的，号贩子。现在还有什么网上挂号，我又用不来的。”
曹女士反驳：“你到医院去，号肯定有的。早一点去。我女儿也在大医院里做的，你跑到那里，怎么可能不给你挂号。”但这位独居的老先生又说：“我的腿不好，一个人到那里去有困难的。你说是伐？”然后两人就都这么安静下来。过了一会，曹女士才开口，那你把现在的房子租出去，拿租金和退休工资住到养老院去，要看病也就有人陪了。
中国被广为诟病的医疗体系，对于最需要医疗的老人来说，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什么都好，就是生毛病生不起。”姜女士每一次手术就要花掉 10 万块钱，而医保只能报销一半左右。就算没有严重到要做手术，慢性病所长期需要服用的药物，累积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陆女士是一位长期从事社区服务的社工，她告诉《好奇心日报（qdaily）》，据她所知，由于上海，养老保险覆盖的范围极广，有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大多数都不是因为没有稳定的收入。将他们拖入困境的，基本上都是重大疾病。
重大疾病的威胁，经济上仅是其一。老人们同样恐惧的是疾病对于身体的摧残。在经历过几次心脏手术之后，姜女士就做不动家务了，“洗衣服、拖地板，全靠老头子了”，去医院挂号，也需要丈夫的陪同，“现在就全靠老头照顾”。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衰老注定是一个逐渐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过程。“雇保姆我们也用不起，一个月要 5500 块钱，真的用不起。”说起未来，姜女士说：“实在没办法，将来就只好到养老院。那到时候再说了，现在就慢慢熬。”
中午十二点
十一点刚过，老人们就各自回家做饭，小区里又安静下来。一位老年协会的工作人员刚刚走访完小区里的人家，把一沓表格收进文件夹当中，骑着自行车，准备下午去街道开会。
走访的目的，是为了统计安装“五件套”的意愿。静安区为 80 岁以上的高龄独居老人免费配备了红外线感应器、门磁感应器，以监测老人的活动状况，烟雾感应器、燃气感应器可以防止不幸的发生，智能床脚垫则会监控心率、血压。
这位老年协会的工作人员，刚刚挨家挨户拜访完驰骋新苑中的高龄独居老人们，告诉他们现在的政策。“有些人要，我就登记好，有些人不想装，我们也不能强行帮他们装。”
在她的文件夹中，有各种各样福利配发的名单，和走访这些老人后登记的情况。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基层为老人们配备的福利越来越多，包括牛奶券、菜市场买菜的代金券等等。有的高龄独居老人如果收入不到 3500 元的水平，还会专门为他们配备每周两次的免费家政服务。这些都需要她去了解情况以后，上报到街道。
政府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于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关注，其中一种是发动低龄老人去照顾高龄老人。2012 年上海市民政局发起了“老伙伴”计划。一位 70 岁以下的低龄老年志愿者和五位 80 岁以上的高龄独居老人结对，定期与老伙伴们上门聊天或者打电话。驰骋新苑也加入了老伙伴计划，组织了一只志愿者队伍。
政府希望老人们能自己解决一部分养老问题。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中曾写道：“倡议、引导多种形式的志愿活动及老年人互助服务，动员各类人群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式养老”。新名词“互助式养老”，指的大概就是“老伙伴计划”这样，老人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服务自己。
有的老人对此欣然接受。任女士就是驰骋新苑洗衣服务队中的一员：“我现在做这个，比以前上班还要积极。我跟我儿子说：‘我要去做志愿者。’他跟我说：‘妈你去好嘞。’他们都接受的。”
但也会有一些老人视其为负担。在临近上海火车站的一个社区中，一位参加老伙伴项目的志愿者说：“咱们说穿了，最主要的不要让他死在家里。我们经常打电话，比如今天他不在，那就再打？打两个不接，明天再打。万一在家里面摔倒了，他就怕的是这个。”
“我是不喜欢管事，不喜欢做事情的。我喜欢在家里面我干点什么，坐着看看电视也舒服，对吧？就每个人心态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是挺兴奋的，他可以出去了，但我不喜欢。说实话，就还是有一点点负担的。但是也没办法。这个咱们不能拖人家后腿，那叫我照顾就照顾了。“
社会公共服务在养老领域比保育缺失更多，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