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时，饱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中国动荡不安。国民党内部也是腐败不堪，以孔祥熙为后台的“七星公司”在上海大做投机生意。凭借着孔这棵大树，七星公司在上海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赚了很多钱。这种利用特权获取暴利的做法，让人极为反感。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上海一部分商人不得不相互取暖，共同寻找对付“七星公司”的策略。
有一次，“七星公司”依靠着雄厚的资金优势，企图造成黄金价格看跌的趋势，逼上海黄金持有者大量抛出黄金，然后由他们吃进。为此，他们在黄金交易所不停地抛空，黄金价格每日看跌。但上海经营黄金生意的商人，却串通一气，看着黄金价格惨跌，就是不肯抛售手中黄金，遇上适宜的机会，还吃进一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然而“七星公司”打错了如意算盘，这一次不仅不能奏效，反而使得老本大蚀，结果轮到上海商人向他们讨债。
孔祥熙虽为“七星公司”后台，但投机生意失败，由他出面公开赖账却也不方便，于是，他授意杜月笙干预。杜月笙出面，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找了去，在聚会上，他不无威胁地说：“这次生意，朋友走油跑马，我不会看冷铺，账不管有多少，统统送过来，我准备倾家荡产代赔。
这些久在上海滩浮沉的商人们，当然懂得杜月笙这番话包含的真实意思，到手的钱被硬挖了去，未免肉疼。更令这些从事黄金交易的商人心悸的是，这次事件虽然以他们险胜而平安渡过，但“七星公司”如卷土重来，做更大的投机买卖，他们必将很难抵御。出于这种顾虑，他们想了一个所谓妙计，即推举杜月笙担任金业交易所理事长，想借他的面子使孔氏家族有所收敛。
这种想法其实正合杜月笙心意，杜月笙插手这次风潮，其实就是为了向双方显示他的实力，一方面抬高自己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另一方面，炫耀与四大家族的特殊关系，以吓唬上海滩的商人。此举果然奏效，在“杜月笙”三个字前面，从此增加了“金业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金业交易所之外，杜月笙还通过帮助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等控制中国通商银行，并且谋取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职位。
中国通商银行是“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死后，该行由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宋子文、孔祥熙早想把它收入囊中，但一苦于直没有找到机会。
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法币政策”为了防止各银行滥印钞票调换“法币”，在“法币政策”公布前，国民党政府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其中中国通商银行的钞票发行额为3430万元。掌握了这种情况后，中央、中国、交通行秘密集中了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突然前去该行兑现。因事出意外，无法满足兑现要求。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以维持金融为名，提出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想全面控制中国通商银行。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反对。国民党政府抓住他与北洋军阀有过来往的辫子，加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傅筱庵惶恐之下，只身逃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的大连躲藏。
傅筱庵一走，中国通商银行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它若破产倒闭，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宋子文、孔祥熙意在控制该行，并不想让它倒闭。但傅筱庵被官方整怕了，并且国民党政府已公开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不便出面请傅筱庵回沪，此事便交给杜月笙办。
杜月笙乐得作好人，傅筱庵仓惶出逃，本是权宜之计，见杜月笙出面作保，决定顺水推舟，返回上海。他对带信人说：“杜先生铁肩担道义，真非常人也。我决定回上海，刀山鼎镬，在所不辞。”他这话一箭双雕，一方面表示自己是为顾全杜月笙的面子才回沪的，另一方面借着吹捧杜月笙，强调杜必须对他的身家性命负责。词美意深，可谓老奸巨滑。傅筱庵回沪后，七拼八凑，又将投资千万、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作价300多万元拍卖，勉强还清债务。但是，遭此打击，中国通商银行气息奄奄，欲振乏力。孔祥熙、宋子文等感到火候已到，便授意杜月笙出面代中国通商银行要求中央银行支持。之后，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把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并将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顾诒谷调去中国通商银行任总经理。杜月笙担任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因此在金融界的地位当然更非昔日可比。
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殊关系，杜月笙还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的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虽然银行公会理事长的头衔未归于他，但他在金融界终于也成为一个能兴风作浪的人物了。如此种种都是因为孔祥熙这棵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