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工作学习讨论会上指出，上海要“提高站位，面向全球、面向未来，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未来三十年上海什么样？撰文 | 解放日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摄影 | 雁雁于飞这既是一个宏阔的历史命题，也与这个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周振华也许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人选之一。15年前，他开始关注“全球城市”这一国际城市研究的最新概念；15年间，他不断发展与丰富这一理论，将研究重点从“成熟的全球城市”转移至“崛起中的全球城市”，更契合中国和上海的实际需求；15年后的今天，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正式成为上海城市建设未来30年的战略目标。“建设全球城市必定利于每个上海人；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也离不开每个上海人的改变与努力。”在描述未来上海的过程中，周振华这样强调。
照片由周振华教授本人提供人物小传周振华，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产业经济、宏观经济、城市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这些总部集聚于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拥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解放周末：最新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将上海的目标愿景确定为2020年、2035年以及2050年三个阶段，最终目标是要在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一个城市的规划愿景，不论是对上海人、“新上海人”，还是对正在考虑将上海作为自己人生发展舞台的“外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对大众来说，“全球城市”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作为最早接触这一概念的学者之一，您如何定义它？周振华：“全球城市”是全球化的空间表达，正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战略制高点，在全球网络连接中发挥超越领土国界的资源流动与配置功能。这么说，可能太学术了，但想想这些年来大城市的发展变化，概念就能变得具体。早期的全球化，主要是推进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即国际贸易，国家是主体，但是，当全球化深入发展后，大量的跨国公司出现了，它们不仅在经济规模上已经超越了一些小国家的经济总量，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布局，整个产业链被切割成不同环节，分布在世界不同地方。于是，在原来的国际贸易之外，出现了企业内贸易和产业内贸易这两种新的贸易形式。当这两种贸易形式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时，跨国公司总部就成了全球化的具体落脚点，这些总部集聚于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拥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金融、贸易、科技、人才等的交流、交互中心。
解放周末：过去，我们也曾提出要将上海建设成为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地，也确实吸引了不少跨国公司总部入驻。今天，建设“全球城市”的主要目标也是吸引和集聚跨国公司总部入驻，两者有何区别？周振华：改革开放40年，上海确实吸引了不少跨国公司总部，但主要是地区总部，和全球总部比起来，能级是不一样的。另外，我们现在是引进来多，走出去少，随着我国国力增强，上海要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
上海选择发展目标，当然要比肩世界最一流的城市解放周末：为什么选择“全球城市”作为上海的战略发展目标？周振华：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全球城市”的研究历史。但要说清这段历史，又绕不开另一个概念“世界城市”。早在18世纪后叶，德国诗人歌德就将罗马和巴黎称为“世界城市”。1915年，苏格兰人类生态学家p·格迪斯也将当时正在发展中的一些西方大城市称为“世界城市”，指出这些城市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了较大的比例。1966年，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更是把“世界城市”定义为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产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自此以后，“世界城市”成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在1986年，弗里德曼在《世界城市假说》中强调，“世界城市”的国际功能决定于该城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联系的方式与程度，并提出了“世界城市”的7个指标：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机构集中度、商业部门（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主要的制造业中心（具有国际意义的加工工业等）、世界交通的重要枢纽（尤指港口与国际航空港）、城市人口规模达到一定标准。“全球城市”一词则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丝雅奇·沙森于1991年首次提出的，强调要从服务业的国际化、集中度和强度来定义“全球城市”。但从今天看来，沙森的定义还是有局限性，未来“全球城市”还要看科技、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实力。“全球城市”是个动态概念，其内涵在不断丰富中。
上海·南外滩解放周末：听起来，“世界城市”和“全球城市”是相当接近的两个概念。周振华：确实如此，实际上，很多人一直在混用这两个概念，包括我自己一开始也是这样的，但后来我发觉两者在立论上是不同的。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建立在跨国公司总部上，而沙森认为，在塑造“全球城市”的过程中，除了跨国公司总部，很多全球性的现代高端服务公司起了更大的作用。我的理解是，跨国公司的产业链毕竟还是有限的，主要是科研中心、生产中心、物流中心等，但现代高端服务业的内部网络结构就已经非常大了，比如四大会计事务所，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分支机构，为众多跨国公司提供服务；不仅如此，这些现代高端服务业彼此之间也需要配套服务，比如会计事务所需要法律事务所的服务、广告公司的服务。这些服务都在城市里发生，影响着城市功能的形成。所以我采用了沙森的观点，认为“全球城市”的概念更全面、准确。2009年，国际“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小组”将全球242个世界城市分成5级12段，将纽约、伦敦、东京认定为顶级“全球城市”。上海选择发展目标，当然是要比肩世界最一流的城市。城市发展不能靠吃“三碗饭”在好的时候就要考虑转的问题解放周末：这次与您的新著《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上海2050》一起出版的，还有您10年前的旧著《崛起中的全球城市》。作为国内最早引进“全球城市”理论的专著之一，因为“上海2050”远景规划的出台，又火了起来。您当年是怎么关注到这一理论的？
周振华：“全球城市”理论是当时、迄今也仍然是国际城市研究的前沿理念，实际上我关注它的时间更早，应该是在15年前。当时我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曾多次组织关于“全球城市”的学术研讨，沙森等一流国际学者都在邀请之列，我请他们来讨论纽约、伦敦和东京是怎么转型的，对上海有什么参考价值，并出版了中英文的论文集《上海崛起》。为什么会关注这个课题？因为我当时一直都在思考上海的转型发展。解放周末：15年前，新的世纪刚刚展开，上海发展迅猛，前途一片光明，您为什么开始思考转型问题？周振华：我们前面刚提到歌德在18世纪后叶把罗马和巴黎称为“世界城市”，可是今天，巴黎尚有一定的影响力，罗马的影响力与从前早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更远的来说，曾经辉煌至极的巴比伦、雅典今安在？近的来说，美国底特律如今又是何种状况？在一个城市发展得好的时候，我们就要谋划它的未来；一个城市越是发展快速，越是需要早早谋划。因为一个城市的未来，不是由今天的高楼大厦、道路隧桥所决定的，能否可持续发展，最根本是要看这个城市到底装载什么样的产业，具备什么样的功能，能否与时俱进。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1970年离开上海下乡，1990年回到上海。在我离开的20年里，上海的城市面貌基本没什么改变。我回到上海，一家三口住在父母家的阁楼里，父母家就15平方米一个房间，还好有这么个阁楼。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上海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地铁、大剧院、跨江大桥建起来了；进入新世纪后，发展速度更快了，也更注重生态环境了。今天的上海，放在全球来看，城市面貌也是排在前列的。但是，上海那些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什么？当然是靠改革开放。但究其本质还是靠吃“三碗饭”：一碗“祖宗饭”，搞土地批租；一碗“子孙饭”，牺牲环境求发展；一碗“外国人饭”，大量引进外资。这样的发展支点是不牢固的，终究会走到一个转折点的。一个城市发展后，特别是快速发展后，如果不及时转型，往往就会走下坡路，即使不陷入困境，也会变得平庸。
上海·南外滩解放周末：纽约、伦敦和东京的成功，是否就在于及时转型？周振华：成功在于转得及时，当然，转也是迫不得已的。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大城市开始衰落，失去发展优势。纽约、伦敦、东京原来和上海一样，都是工业城市，但随着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提高，还有污染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企业纷纷倒闭或外迁，导致大量失业人口的出现。转型是很痛苦的：一方面是城市出现财政赤字，发生债务；另一方面是新产业一下子起不来。但再痛苦也要转，不转就是死路一条。底特律是最好的教训之一。纽约、伦敦的转型开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京晚一点，从八十年代上半叶开始，它们都历经了15到20年的时间，先后完成了转型。它们的转型之路提醒我们：上海要在好的时候就考虑转的问题，就开始转的实践。
创新、开放、融合、实干，这些文化基因要糅杂、发酵与弥散解放周末：当时面临转型压力、具备转型意识的，不止纽约、伦敦、东京三座城市，为什么只有这三座城市转型最成功，具备了全球影响力？周振华：确实，有些城市的底子不比这三座城市差，转型却没有它们成功。比如德国法兰克福，当时的区位条件、金融基础设施比伦敦还好，直至今天，欧洲中央银行总部仍然设在法兰克福。但是，法兰克福充其量是欧洲的金融中心，伦敦却成为了全球的金融中心。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就当时的转型压力来说，伦敦的压力比纽约、东京都大。纽约、东京都是各自国家的城市“老大”，只需和国外城市竞争全球地位，而伦敦既面临着欧洲其他城市如法兰克福的竞争，同时面临着国内其他城市的竞争，它的胜出，很大部分原因在于它营造了一个开放、宽松、多元的营商环境，吸引机构和人才进来。而法兰克福是典型的德国文化，严谨有余，活泼不足。解放周末：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人才的重要，但吸引人才的实际效果却千差万别？周振华：吸引多方人才，主要不是靠政府政策，也不是单靠生活补贴、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优惠条件可以实现的，持续的大规模投入也是不现实的，而要靠整体环境的营造。这里面有产业配套的因素，比如法兰克福在某些金融领域很强，却没有伦敦齐全，缺乏配套性。但更重要的是软环境，如果专业人才、一般“白领”、普通劳动者等不同层面的人来到伦敦，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被接纳，那人们就更愿意来伦敦。这种文化氛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建成的，是天长日久的积累，是由一个城市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解放周末：上海是否具备这样的文化基因？周振华：关于上海的城市基因，有各种说法，但以下几点是达成共识的。一是创新因子。上海人的创新天分很高，特别是模仿创新，善于吸收国内外思想、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精粹，并进行改造，为我所用。哪怕是市民的日常生活，都有许多创新之处，“螺蛳壳里做道场”，空间再小，也能把生活安排得很“小资”。二是开放因子。自开埠以来，上海就一直是移民城市，但它与江浙一带其他移民城市不同，接纳的不仅有来自祖国各地的同胞，还有很多是海外人士。上海海纳百川的气度是和它开放的天性高度吻合的。上海特别看重开放，甚至曾提出过“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口号。上海开放也是有资本的，一方面是其本身的区位优势，一方面是历史造就了它的国际知名度。三是融合因子。上海的融合能力非常强，无论谁，来到上海，上海在接纳他的同时，必然也悄悄地改变了他。都说上海文化是“海派文化”，但谁能真正说明白什么是“海派文化”？说不出来的。它一直在融合的进程中，没有定型。四是实干因子。上海人脚踏实地、遵守规则的精神，是有口皆碑的。建设“全球城市”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挖掘和发扬城市原有的文化基因。
解放周末：一个城市的吸引力就是这些文化基因的糅杂、发酵与弥散，它看不见、摸不到，但无处不在。周振华：对。但有时候它能实实在在地让你感受到。有一次，我碰到华为公司上海研发中心的主任。我问他：华为的本部和主要生产基地都在深圳，上海拥有的科技资源也不比北京多，你们为什么把研发中心放在上海？因为研究发现，生产中心和研发中心在空间上分隔太远是不合适的，会使得科研中心不能迅捷接收到生产上需要改进的地方。他回答说：研发中心的高端人才大部分是从海外招来的，到海外去招聘人才，说工作地点在深圳、北京，愿意来的人不是那么多；说是在上海，就有很多人肯来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