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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确认前的中共“一大”会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它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中国革命的新航船正式启航了。中共一大作为我们党开天辟地、转换乾坤的首次重要会议已载入史册，但关于其会址却有鲜为人知的秘密。
上海会址缘何会泄密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会址设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寓所，出席大会的代表包括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会议前期进行得很顺利，到第八天的时候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举行，代表们计划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晚上7时许，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后就匆忙离去。那男子正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子程子卿。
程子卿的突然到来，引起代表们的警觉，会议被立即中止。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见此情景当即断言：“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出席会议的人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空。李达后来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后来，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会议转到了距上海不远的浙江嘉兴的南湖召开。
中共一大的会址是如何暴露的呢？问题就出在马林身上。马林是荷兰人，他曾在荷属爪哇从事革命活动而被当局驱逐出境，一些帝国主义国家都知道马林是一个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革命党人，对他的行踪特别注意。
马林奉命离开莫斯科来上海时，途经维也纳，在向奥地利政府当局领取来中国的签证时，被拘留六天，后来在朋友和律师的帮助下才获释。他被维也纳警察局驱逐出境，并被吊销了护照。奥地利政府还与马林打算路过和要去的国家和地方联系，要这些国家和地方当局密切注意马林的动向。当荷属爪哇当局得知马林可能到上海时，立即通知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要他们监视马林的行动。马林一到上海，就引起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的注意。帝国主义租界当局从他登上上海滩起，就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视。这才有了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一幕。
后来，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在马林的提议和指示下，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还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中共中央局。从此，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了。
借新时代丛书社为掩护化解了巡捕房突袭
李家的方形大餐桌
当时“一大”会址虽被巡捕房盯上，为何安然无恙？“一大”代表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中披露，巡捕和包打听（线人或密探）离开后，他曾前往探视，李汉俊告知：“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抽屉内，竟没被发现。”
原来，在1921年初夏，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尊、陈望道、经亨颐等发起创办新时代丛书社，并公布通讯地址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即望志路108号）。它与望志路106号后天井相通，同为李书城、李汉俊寓所。所以，在巡捕房接到密探报告前来“一大”会址搜查之际，李汉俊就用新时代丛书社巧妙周旋，从而化险为夷。
新时代丛书社的发起者，多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成员。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登载《“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称：“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三层意思”，就是“想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乏知识”。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该社相继推出《马克思学说概要》（施存统译）、《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施存统译）、《遗传论》（周建人译）、《进化论》（太朴译）、《妇人和社会主义》（祁森焕译）、《儿童教育》（沈泽民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夏尊、李继桢译）等9种书籍。这些出版物均为32开本，每册数万字；封面中间有地球及双手紧握图案，象征着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
转移的新会址何以选择南湖
在被迫停会期间，从会场内转移出来的代表陆续聚集在陈独秀寓所商讨对策。大家认为，在李汉俊的寓所继续召开会议肯定是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址。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完成各项预定的议程，而且也关系到党能否正式诞生。为此，代表们进行了多次商量。当时考虑续会的地点，一是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二是交通要方便，从上海出发可以用一天时间来回。
代表们首先想到了杭州，因为不少代表都在杭州生活过。陈潭秋曾回忆说：“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杭州西湖租一条游船，边游湖边开会，可以避免惹人注目，而且乘坐沪杭铁路的火车也比较方便。但是，大家担心西湖人多眼杂，不安全，同时到杭州费时太多。根据当时火车时刻表，乘坐早上7时35分火车到杭州要下午1点多钟，不能一天结束会议。于是大家否决了到杭州西湖续会的决定。
那到哪里去才合适呢？正在大家踌躇之际，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去嘉兴南湖召开会议的建议。她说：“我今天又要多嘴了，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风景秀丽，但不像杭州那样引人注目。我们不妨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
董必武和何叔衡立即表示赞同。南湖位于嘉兴城南，距沪杭铁路嘉兴站不远，湖上游船可以包租，随意游泊。以游湖为名，在船上开会，确实比较隐蔽、安全。况且嘉兴距离上海不过百余公里，乘坐早上7时35分火车，上午10时25分就到嘉兴，可以有一天的时间来完成建党的议程。王会悟是嘉兴桐乡乌镇人，也是一大的工作人员。她的这种特殊身份，加上她曾在嘉兴女子师范念过书以及对嘉兴南湖的情况非常熟悉的特殊条件，博得了一大代表们的信赖。于是她的建议很快被代表们一致通过。据王会悟事后回忆说：“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
于是，中共一大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共一大转到南湖开会的事务工作也是由王会悟安排的。8月初，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来嘉兴，当即由王会悟带领，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船接上王会悟预雇的开会游船。这条游船是一条单夹弄丝网船，长约16米，宽3米，船头宽平，内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有一条夹弄贯通，会议就在中舱举行。王会悟则坐在船头放哨。
上午11点左右，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正式开始。这天，阴有小雨，湖面上游船不多，代表们以游湖为名，让船主把船停泊在离烟雨楼东南方向二百米左右僻静的水域。代表们特意把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以掩人耳目。在这种情形下，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召开了。由于上海会场出事的缘故，大家都主张缩短会期，代表们决定“以一日之长开完大会”。在会上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地发言，而是集中研讨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会议首先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接着，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党的全国领导机构即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李达分管宣传。
下午，小游船逐渐增多，湖上到处是留声机唱京戏的声音，一派喧闹。下午5点左右，湖面上出现了一条小汽艇，代表们疑为政府巡逻艇，曾暂时休会，后来得知是私人游艇后，才继续开会。下午6点多钟，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在闭会时全体代表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这艘在波涛中航行的游船，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
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先后悄悄离船，当夜分散离开了嘉兴，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向全国各地，中国的历史从此写出全新的篇章。从此，南湖成为光荣的革命纪念地，载入了革命史册；成为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中国红色旅游资源。嘉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是因为它与
上海地相近、人相亲，占尽地利和人和的优势。19世纪初，中国开始敞开大门面向世界，嘉兴以邻近开埠大市上海的优越地理条件，得时代风气之先。1909年，沪杭铁路贯通，使得嘉兴与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中心城市上海的联系更加紧密。嘉兴到上海乘火车不超过3个小时，满足当时代表们用一天时间可来回的要求。
代表们选择嘉兴，还因为嘉兴活跃的革命氛围让代表们感受到了这座小城在时代巨变面前有能力肩负起伟大的重任。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中华大地满目疮痍，面对毫无还手之力的大清帝国，嘉兴涌现了一批痛陈民族危亡的有志之士。他们纷纷加入进步团体，宣传民主思想，立志反清。其中的典型代表有敖嘉熊、褚辅成、龚宝铨等，他们加入同盟会，后筹建学堂，宣传革命思想，使嘉兴成为民主革命的前沿阵地。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大江南北，嘉兴的商户也发动罢市声援。在亲日派卖国贼陆宗舆的家乡嘉兴海宁县，各界人士召开万人大会，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乡籍，并纷纷自愿捐资刻石立碑、永记其“耻”。此举产生的巨大冲击力，犹如钱塘江畔汹涌澎湃的海宁潮一般，拍打着20世纪初叶中国人的良心。“忠奸辨，正邪分”的爱国主义立场和泾渭分明、不容含混的正义感，永远注进了嘉兴人的血液。
代表们对嘉兴并不陌生，不少进步人士在上海活动，在嘉兴落脚。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总共14名成员中有7名浙江人，其中有两位是嘉兴人——沈雁冰（即茅盾）、沈泽民。这样，浙江先进分子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并成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成员，最终促成中共一大会议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发挥了关键作用。她是浙江桐乡人，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当时帮着丈夫做一些会务工作，是她推荐了嘉兴南湖。她说她在嘉兴读过书，熟悉嘉兴情况，也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即便出了问题，也能通过士绅帮助解决。王会悟的提议得到了代表们的一致赞成。”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研究部主任徐云根如是说。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找到中共一大上海会址
沈之瑜（1916—1990），原名茹志成，是著名作家茹志娟的胞兄，1935年就学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后任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1934年化事业管理处处长，1958年起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据沈之瑜回忆说，1950年，他在上海市文化局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处当处长。一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告诉他，为迎接明年中共建党30周年，市委决定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此事属“社会文化事业管理”范畴，所以要他负责寻找。
茫茫一个大上海，何去寻觅中共一大会址呢？姚溱手中唯一的线索，就是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提供的。杨手下有一副科长，叫周之友（中共党员，原名周幼海），乃周佛海（后叛党）之子。父子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周之友提供了重要情况：其一，他的母亲杨淑慧现在上海。中共一大期间，周佛海正与杨淑慧热恋，曾带她去过开会的那座房子，也曾叫她往那里送过信；其二，周佛海写过一本《往矣集》，谈及出席中共一大的情形。在上海图书馆，沈之瑜查到了《往矣集》，书中有一句话极为关键，即开会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贝勒路”自1943年起改名为黄陂南路。这样，就确定了寻觅的大致范围。
隔了一天，杨淑慧奉杨帆之命来找沈之瑜，说是将尽力帮助寻找李汉俊家。毕竟已历经近30年雨雪风霜，时过境迁，当年的“李公馆”已面目全非。头一天无果。随后，杨淑慧又悄悄来到“贝勒路”，细细回忆、寻访。她终于发现，那白墙上刷着个“酱”字以及砌着“恒昌福面坊”招牌的房子有点眼熟……不过毕竟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勘察。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和万象源酱园，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李达的认可，具有权威性。这样，经过确认，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就是李公馆。
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和万象源酱园老板乔迁。不过，搬迁总要有个过程，搬迁之后还要修缮。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30周年大庆，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还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
1951年9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派人向大房东陈老太太的继承人租下兴业路七十六号和七十八号两幢石库门房子——李书城、李汉俊的旧居。20多天后的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的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牵头，担任主任。
195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两幢房子。在管理委员会指导下，对一大会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屋里也作了些布置，兴业路上的小菜场也被迁往淡水路。
1952年7月1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在第二版上首次登载了《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经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新闻。就在这一消息见报的当天上午11时，上海市市长陈毅以及潘汉年、方毅、刘长胜、陈丕显等市委、市府领导人赶往兴业路，参观了一大会址。当天，苏联塔斯社记者闻讯，也赶到兴业路。于是，在上海发现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的消息，迅速传到了国内外。
后来，铲去了墙上的石灰和“酱”字招牌，露出了青砖嵌着红砖的原貌，这才恢复了李公馆——中共一大会址的本来面目。
这年冬天，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王冶秋参观了一大会址之后，说了一番很重要的话：“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
当时，为慎重起见，王冶秋还叮嘱：“做成模型送北京。”模型在1953年春做好了。这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带着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宣部。
王冶秋、胡乔木看了模型之后，转呈毛泽东、董必武审看。董必武看了后说：“是这座房子。”毛泽东看了则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1953年8月10日，中宣部李兰天、杜民两位干部奉命来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48号，寻访内务部研究员、59岁的包惠僧。包惠僧也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历尽风风雨雨，1949年11月才从澳门返回北京，被安排在内务部工作。毛泽东记起了这位老朋友，要他写点回忆文章，并到上海实地踏勘。1954年3月，包惠僧与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一起来到上海。包惠僧和薛文淑详细回忆当年的情景，使一大纪念馆的布置越来越接近于原貌。
在恢复中共一大会场原貌这方面，薛文淑确实出了大力。因为她曾是那幢房子的女主人，而且在当时的李公馆生活了几年，她的回忆应当最准确可靠。最初，据李达等人回忆，一大会场是布置在楼上的。而后来走访薛文淑，薛文淑则肯定地说，李家那张长方形的大餐桌从来都是放在楼下的。这就确定一大代表是围着大餐桌开会，那么，会场势必是布置在楼下，至于桌上那对花瓶，则是她和李书城结婚时的纪念品，各房间当时的布置家具式样，也根据她的一一回忆而定。但是，薛文淑毕竟不是一大代表，她也不可能进会场参加会议，而李达是一大代表，李达的话势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权威性。于是，人们便遵从李达的意见，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供人瞻仰。□（作者单位：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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