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光20世纪30年代初，党中央的上海秘密印刷厂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承印了党的许多文件、报刊和宣传材料。由于白色恐怖笼罩，印刷厂曾先后5次搬家。这从侧面说明当时那些印刷品是多么来之不易，印刷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才可。
以绸布庄作掩护
1931年初，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发动并组织群众，党中央决定派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瞿云白（瞿秋白的弟弟）和钱之光等同志赴上海筹办秘密印刷厂。他们几经筛选，最后选定齐物浦路元兴里的两幢楼房。
房子紧紧挨在一起，分上下两层，门牌号是146-148号。房前是个工厂，每当工厂开工，机器的轰鸣声正好可以掩盖印刷机开动的声音；旁边是块空地，平时行人极少；后面则是稻田，很少有人走。钱之光他们还用砖块把印刷间四周的墙壁加厚，用木板把门窗加厚，以增强隔音效果。
印刷厂对外宣称是两家：一边是秘密印刷厂，一边是一家绸布庄。瞿云白负责印刷厂的工作，钱之光改名为徐志先，表面上管理绸布庄的生意，实则主要负责印刷厂的对外联系。
钱之光一家住在绸布庄，以夫妻店的形式，经营批发各种绸缎布匹，以掩护印刷厂的内外活动。绸布庄里装有电铃开关，电铃安在印刷间。当外面有人进店铺时，就会按下电铃开关，印刷间的人听到电铃响，就会停止印刷，以免被人听见印刷机的声音。如有突发情况，他们也会根据约定的电铃暗号，通知印刷间采取紧急措施。
通常，印刷所需的纸张都是伪装成绸缎布匹运进绸布庄，然后再送到印刷厂。印好的文件材料则经伪装，再从绸布庄运出去。印刷厂那边住的是瞿云白夫妇，他们俨然一副平常居家的样子。房间的格局也很普通，一进房门是个小天井，往里面是客堂，客堂后面是后堂，再往后面是灶批间。后堂被用作印刷间。
瞿秋白说这里是印刷厂，他们却只有一台四开的脚踏印刷机，与排字房还不在同一个地方。即便如此简陋，地下印刷厂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为党印了不少文件和报刊。
新厂址选在国民党眼皮子底下
好景不长，这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叛变。国民党根据顾顺章提供的线索，展开了一场疯狂大搜捕。一时间，上海滩杀气腾腾。没过多久，钱之光他们就发现，有一个叛徒在印刷厂附近的安国路菜市场观察溜达，党组织上马上决定，让钱之光他们进行转移。
他们迅速从元兴里搬出，分散住在几个旅馆，由钱之光负责寻找新的落脚点。钱之光很快看中了梅白克路上一幢新式的红砖3层楼房。房子外面有一道横拉开关的铁杆门，里面是一道木板门。钱之光他们租来后，又加了一道铁栅栏。这样，三道门就如同三重保险，把印刷厂隐蔽得严严实实。
房子后面不远的地方，是正在新建的国际饭店，整天不停地施工，机器声、打夯声、号子声连成一片。此外，这里地处闹市区，靠近繁华的南京路，交通四通八达，进退十分方便。印刷厂搬到这里后，规模渐渐大起来，人员也多起来。国民党做梦也想不到，中共竟将印刷厂开到了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在梅白克路的两年里，“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会战相继爆发，印刷任务也随着时局的变化不断加重。后来，印刷厂购买了一台两相电动机，把脚踏印刷机改装成了半自动的电动印刷机。这大大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强度，也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能够为党组织印刷更多的文件材料。
一搬再搬
1932年夏季的一天，印刷厂的一名同志外出，无意中听到附近弄堂里的几个妇女在七嘴八舌地议论，说最近似乎听见了机器的声音。此事立刻引起大家的警觉，便迅速报告党中央。党中央决定暂停印刷，立即疏散人员。
接下来，印刷厂又搬了家。这一次，他们将厂子搬到了位于麦特赫斯脱路386号的一幢3层楼的新房子，但他们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待多久。因为印刷机安装完毕开始试机印刷时，印刷厂的工作人员到房子周围去测听机器的声音，发现机器振动的声音很大。
原来，这座房子是整体设计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很容易传递声音。印刷厂想尽办法采用了各种隔音措施，效果都不是很理想。无奈之下，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地方。
第4次搬家，他们来到了武定路181弄12~14号的一幢西式洋房。房子质量很好，装饰也很讲究。身居豪宅，周围的邻居都以为他们是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印刷厂开始运转，规模越来越大，人手也越来越多。但是没过多久钱之光发现，新调来的一个交通员老是擅自行动，尤其是夜里常常外出，很晚才回来，不知道到底干了些什么，让人很不放心。而对地下工作者来说，是绝对禁止擅自行动的。由于这名交通员违反纪律，组织上决定把他送到苏区。
毛泽民人事的变动给印刷厂带来隐患，导致他们得再搬一次。1932年冬，印刷厂第5次搬迁，去了北京西路张家宅路73弄48号。这幢房子地势很好，一出门便是大路，其余三面都是空地，后边是很大的一片田地。对印刷厂秘密开展工作来说，实在是一处难得的好地方。
春节临近，钱之光和大家一起趁着到处张灯结彩、爆竹声响的机会，抓紧时间印了不少东西。等到除夕这一天，他们也和周围邻居一样，买了鞭炮回来放。就在这时，钱之光发现，隔壁人家有位妇女似曾相识。仔细想来，钱之光记起，她曾在一个地下转运站住过，应该也是地下工作人员。在当时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形是相当危险的。
由于情况复杂，印刷厂无法开展工作，组织便决定，印刷厂暂停活动，人员疏散，将印刷设备转移到别的地方。考虑到已在上海工作了好几年，熟人太多，容易暴露目标，钱之光向党中央提出，不便继续留沪从事秘密工作。组织上批准了钱之光的请求，他于1933年春夏之交离开上海，去了苏区。
党中央的秘密印刷厂在上海前后3年的时间里，总共搬了5次家，在动荡与危险中，印刷了大量党的文件、杂志和宣传单，为党的宣传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文/章世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