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杨浦大桥建成不久后拍摄的照片。杨浦大桥于1991年5月1日开工，1993年9月15日建成通车，总投资13.3亿元，是连接浦东、浦西两岸的重要交通纽带。（资料照片）
1998年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初现规模。 （资料图片）
今日陆家嘴风景线。 刘思弘摄
1990年5月，从浦西看浦东陆家嘴。 （资料图片）
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成立。 （资料图片）
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1980年10月3日的头版。 （资料图片）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得了严重的“城市病”，这是拥挤不堪的弄堂。（资料图片）
编者按 1993年12月13日，在上海寒冷的冬日中，89岁高龄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坚持冒雨视察杨浦大桥。当他看到浦东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老人家兴奋地吟出了“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的诗句。
20世纪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无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中，还是在中国区域经济的版图中，上海浦东新区都占有重要位置。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按照“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的殷殷嘱托，上海干部群众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决绝，只争朝夕，一日千里，向国人贡献了难能可贵的“浦东速度”“浦东经验”“浦东精神”。
1990年春节，上海市下起了并不常见的大雪，纷纷扬扬的雪花带给人们一丝惊喜。在上海西郊，一座绿荫掩映的宾馆内，邓小平第三次在上海度过春节。
窗外，不时传来贺新春的爆竹声，焰火不断在空中闪过。但是86岁的邓小平没有休息，而是在不断思考，一根接着一根抽烟。外表平静，心骛全球大势，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正在内心形成。
除夕之夜，他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共庆新春佳节。祝福和展望未来声中，他郑重地对上海市领导提了一个问题：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
邓小平说话一向简短直白，言语中也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色彩，微言大义。听者也明白邓小平此话的分量。那么，是什么样的动作呢？
要再造几个“香港”
“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上世纪80年代末，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就像一场魔术让全世界的观众目瞪口呆。
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不为海外投资者看好。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国际关系等方面遭遇困难。
在连续的几次谈话中，邓小平都谈到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
“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1979年，邓小平一锤定音，批准了在中国南方边陲举办经济特区，在远离北京政治中心的几个小镇，向世界开了扇窗户。经过10年的发展，曾经的边陲小镇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城市，深圳以年均经济增长26.9%的速度创造了经济特区奇迹。
曾有一个美国新闻代表团在访问中国期间去了深圳，其中一位成员在其访问手记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真没想到，这个普通美国人听也没听说过的城市（指深圳）有这么多高楼大厦。跟它一比，我觉得我们那个城市就像个小渔村。”
“我觉得这些年被自己的同行们骗了，他们总说中国怎么怎么不好。”
10年后，邓小平显然已经不满足于深圳、珠海这几个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他要找到更强有力的支撑点，撬动中国改革开放在更高的起点上加快发展。因此，他说，要再造几个“香港”。
在哪里造“香港”呢？
邓小平的视线投向了上海，投向了上海黄浦江东面的那块土地。
令人忧心的困境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实行双轨制后，原材料价格上涨，但上海产品的生产、销售、定价仍被“计划之手”牢牢控制。计划定价，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企业还有什么活路？
那时的上海在改革开放、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着重重困难，时任市长的朱镕基也面临着巨大压力。
1980年10月3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位学者的文章《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直言上海面临的困境。
文章列举了上海经济指标在全国10个第一后，称上海城市建设等方面有几个全国“倒数第一”：市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4.1万人，城市人口密度之大，为全国之“最”；人均绿化面积仅0.47平方米（像一张《解放日报》那么大）。建筑之密，厂房之挤，道路之狭，绿化之少，均为我国大城市之“最”；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居住面积为4.3平方米，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户有918000多户，占全市户数60%左右，缺房户比重之大，为全国之“最”；上海平均每万辆车一年死亡人数为42.5人，车辆事故为全国大城市之“最”。
此文一出，反响强烈。文章戳到了上海的痛处。报社收到300多篇来稿，当天的《解放日报》零售脱销。
造成这种城市畸形发展的原因很多，比如城市发展没有边缘的约束，摊大饼式地四面扩张，久而久之，城市布局严重不合理和城市运行严重不经济，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可以说是这种表现的经典案例。
曾在1981年至1985年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退休后曾遗憾地说过这样的话：“在我当上海市市长期间，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是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感心痛。”
曾任浦东新区区长的胡炜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是黄浦区的房地局长，当时上海人的居住环境非常窘迫，那时实行的是福利分房的政策，只有困难户才可以分到福利房，人均2平方米才符合条件。当时我到一户家庭走访，这户人家是三代七口人，11平方米，他们是怎么睡觉的呢？他家有张上下铺的床，四个人睡在上下铺，一个人打地铺，一个人睡在桌子上，一个人在箱子上搁块板睡在上面。如果要在家方便，其他人就要出去，夏天洗澡也只能出门回避，这也造成上海的弄堂总是那么热闹。”
正因为一直心存这种内疚和深深的不安，汪道涵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就筹划要开辟一个上海新区，以解决上海在城市发展中的困难。而这种内疚和不安也深深地埋藏在上海的不少领导干部心中，日后成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种巨大的原动力。
当时，海外回来探亲访友的侨胞，几乎可以熟门熟路地找到几十年前的旧居——上海大部分地方几乎没变过。要说变了，那就是铁锈和腐木比以前更多了——上海曾被时任美国总统的福特称为“生锈的城市”。来华采风的意大利电影艺术家安东尼奥尼把上海称为“二战前西方建筑艺术的活化石”。
往事不堪回首，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曾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城市怎么会是这样的状态！
摆在时任上海市委、市政府面前的是一连串让人尴尬的数字：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物价年平均上涨率只有1.3%。而到了80年代后期实行双轨制后，原材料价格上涨，但上海产品的生产、销售、定价仍被“计划之手”牢牢控制。计划定价，一件棉毛衫的利润只有2分钱，企业还有什么活路？
上海《解放日报》也发表记者的文章，直言上海：一边是几千种商品价格上涨，一边是地方财政收入的连年滑坡。
从1978年至1990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从272.8亿元增长到了744.6亿元，年均递增率为7.45%，比同期全国平均的8.72%低1.27个百分点。在这12年中，上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3年，其余9年均低于或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上海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的地位已大大下降，1978年上海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7.60%、8.65%、8.16%和13.0%，而1990年已分别下降到了4.21%、5.37%、4.29%和4.85%。
这一时期，上海以计划经济为主，产业结构以国有企业为主。在1979年从安徽凤阳小岗村掀起并席卷全中国的农村改革大潮，并未使上海直接受益。在城市改革方面，上海又比中国的其他城市晚了5年。承包、租赁及用工制度等改革已由重庆、武汉、沈阳、广东抢得先机，上海却没有动作。
美国著名咨询智囊库——兰德公司的专家说，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出现南移趋势，广东将取代上海。
但是，这位“长子”——“温顺的大儿子”，仍“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仍在为全国“供血”。1985年前，中央政府对上海的财政基本上是属于“统收统支”，用曾担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话说：“上海是中央财政。”具体来说，就是上海当年的利税收入上缴中央，上海要用钱再向中央申请。
上海曾被称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堡垒”，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计划和市场的双轨制，计划和市场不断地博弈着，引发了许多奇特的现象。一段时间内，长期计划体制下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上海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困难。
朱镕基是从国家经委来到上海的，到任后他发现自己手中没有钱、没有物。上海没有矿产资源，原先生产需要的原材料是由国家统一计划调拨，但是双轨制后上海只好拿桑塔纳、彩电、冰箱去和兄弟省市换原材料，甚至连猪肉都要换，市政府开会时还要通报猪肉库存。
经济学家、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姚锡棠清晰记得当年汪道涵经常召集各部委开会，每次总会说到一个话题——“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办”。
姚锡棠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上海有技术、有人才、有传统、有经验，唯独没有原材料。之前是依靠国家全力保障上海。1978年改革开放，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方地区经济迅速崛起，苏浙沿海也迸发出强大活力，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因此，上海的原材料就更加紧缺了。
因为这种艰难的情况，日后上海就有了开发浦东——建设“新上海”，减轻“老上海”压力的强烈冲动。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市长候选人发表演讲。他坦言：“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他大声说：“目前上海的困难还没有走到谷底，应该有一种危机感，然后从危机感里面激发起奋发图强的精神，哀兵必胜啊！”
对于上海的困境，朱镕基提到了“浦东开发”。他说，目前我们的希望是开发浦东，黄浦江上面多建几座大桥，把工厂、人口向浦东疏散，这样旧市区才便于改造。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所以对开发浦东，江泽民同志很重视，最近要主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不可能在短期实现，但是我们总是要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先苦后甜。
会上，一个明晰的共识印在了每个代表的心间：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黄浦江，上海的母亲河真是有点偏心，她在奔向大海的途中弯了一下腰，把繁荣送给了浦西，把落后留给了浦东。
如果面对中国地图，平心而论，浦东是一个一马平川的好地方，是由中国的母亲河长江夹带的泥沙，经历千万年积淀而成，故有人称之为“长江之子”。
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浦东属于长江三角洲平原，是“大三角”中的“小三角”。浦东东临大海，西边紧靠终年不冻的黄浦江。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6℃左右，全年无霜期约230天。这片肥沃的土地不像中国的北方雨水少而常常发生干旱，也不像中国的南方雨水过多而造成土壤中石灰质的流逝，日照充足雨水适宜，是典型的中国江南平原。
按理，浦东应该像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国家靠着海洋繁荣起来。但公元1525年，明朝沿海地区官员都接到了一道皇帝的“海禁”圣旨——销毁了出海的船只，封建统治者开启了与世隔绝的海禁。面朝大海的浦东人，日复一日地劳作，海浪周而复始地洗刷着海滩。大海彼岸与他们毫无关系。
曾有学者从地理上分析了浦东不能向海洋发展的原因：浦东东濒大海，长期泥沙淤积的结果，使沿海海底层尽是“铁板沙”，船舶不但不能停泊，而且还有危险。“潮来皆水，潮去成涂，沙性坚硬，故名‘铜沙’，海船误行其上必碎。”因此，数十里浦东海岸基本上无港口可言。
而浦东的西边有一条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蜿蜒114公里，从西南方流入上海，横穿市区后直抵东面的吴淞口，注入长江，通向太平洋。
世界上有很多城市被一条河流穿越。如纽约、伦敦、巴黎、布达佩斯。这些城市并没有因为一河穿越影响共同繁荣。但在上海，就因一条河的原因造成了两岸经济社会的巨大落差。
其实，浦东现代经济起步并不晚，1864年以前上海开办的9家外资船厂，有5家在浦东。1890年，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厂燮昌火柴公司在浦东投产。此后，世界烟草巨头英美烟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