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地取缔自己的彩票公司，给中国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上海舆论喝彩叫好，强烈呼吁清政府仿效租界当局所为，正本清源，禁止彩票赌博。
然而，洋人走了，官商来了。彩票市场既已形成，空缺总会有人去补，就像一座楼房，旧主人搬了出去，新主人马上就会住进来。吕宋票初辟中国市场，停办后引来家广济公司；上海洋商拓展了这一市场，10家公司取缔后，挤进了几乎同等数量的中国公司。
这些公司不管有实力没实力，后台都是一样的硬，非总督，即巡抚，无非是官为庇护好赚钱；口号都是震天的响:非救灾，即善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首先来抢占这个市场的是声名显赫的李鸿章北洋派系。1901年年初京津地区八国联军侵华战火刚熄，商人黄秉璋、胡长林便向李鸿章辖下的顺直善后筹赈局许诺:只要能设法在上海开办彩票公司，必有大钱可赚，如获批准，愿意一次性报效50000元，以后每月按彩票销售额的10％上缴该局。
李鸿章遂命顺直善后筹赈局总办顾肇熙具体筹划，同时奏报朝廷请求批准。1901年4月普济公司在上海成立，发布声明:普济之设立系奉李鸿章札示，受顺直善后筹赈局保护，为八国联军蹂躏的北方兵灾地区筹饷而发行顺直义赈彩票。
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坐镇天津，顺直善后筹赈局是他管辖下的处理直隶地区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善后事宜的政府机构。明明是北方的实力派，却偏偏南下上海设立彩票公司，直接原因是，天津虽为通商巨埠，但兵灾刚过，彩票很难卖得出去，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
真正的原因是，天津的彩票市场历来是上海的子市场，对全国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上海则是自吕宋票以来的中心市场，谁占领了上海滩，谁就可以称雄中国彩票业。
1901年4月28日，普济公司的顺直义赈彩票开始发行，额设12000张，每张售价5元头彩8000元，6月1日开彩。彩票发行获得成功，第二期发行额便增为15000张，头彩奖金加至10000元，发展势头直逼江南义赈票。
顺直善后筹赈局在上海创立普济公司的消息一经传出，北方兵灾各省接踵而至。山西商人说动巡抚岑春煊在上海设立广益公司，岑春煊专此批示:“山西赈需孔亟，该商等推广义赈，力顾灾区，深堪嘉尚。”
安徽商人怂恿巡抚王之春出面，联合山西、陕西两省巡抚设立安济公司，以帮助西北两省恢复经济为名，准备发行每期额度为10000张的协助秦晋义赈彩票。兵灾过后，人人都在动彩票这个脑筋，理由都正大光明，只是惹恼了两江总督和广济公司。
自洋商彩票公司停办后，广济公司很快恢复了它在上海的一统天下，彩票销售额直线上升。不料洋人刚走，各路诸侯立即会聚沪上。上海市场是广济的地盘，广济的6年专利是刘坤一奏准的，无视广济的专利，就是不给刘坤一面子。
于是，始而广济公司打前阵，毫不含糊地斥责普济、广益、安济三家公司来路不正，属于“奸商无可牟利，是以纷纷借义赈为名”乘机捞钱；继而两江总督指示上海道出面，勒令三公司退出上海，以符广济6年专利的奏案。山西广益、安徽安济只有地方巡抚撑腰，无法与之抗争，彩票未及发售便知趣而退，撤销了公司。
普济背靠李鸿章，不买其账。5月，顺直善后筹赈局颁布告示，理直气壮地宣称:普济与广济同为赈灾而设（个是“广施博济”创办江南义赈票。
另一个是“普济众生”发行顺直义赈彩票），“事同一律，既经奏准，自应一体行销”。以广济自己的创办旗号回击了它对普济“奸商牟利”的指责，理由之充足无可辩驳，顺直义赈彩票继续发行。
很快，上海官方就作出了回应。正当普济公司紧锣密鼓地为其第二期彩票增量发行作宣传时，突奉上海道札示，命令立即停止发售此期彩票。普济公司设于上海，不能不遵守这道法令，被迫宣布暂停发售。
广济及其后台欺人太甚，6月10日，李鸿章亲自出面，依仗在世资格最老的地方总督的声威，一道气势逼人的示谕发向上海:“此次顺直奇灾，为古今所罕见，较诸昔日淮徐，昔啻倍蓰。
为此示仰该处军民人等知悉:须知上海设立普济彩票公司，协济顺直善后赈需，出自本爵阁督部堂奏明奉旨办理，并非私设，毋得阻挠干咎。”短短百余字示谕，一连串严词厉语，大有善者不来之意，必较输赢之气；字字句句斥责广济，怒气所向，谁都能品得出弦外之音，两公司的斗法已经颇有点两总督斗气的味道。
然而，普济毕竟开设在两江总督的地盘上北洋势力再强终究鞭长莫及。无论李鸿章怎样声色俱厉，上海道的出面干预，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江南官方不欢迎普济彩票的态度此时上海票行总数约百家，敢于承销普济彩票的已不足10家。
直督威风，市场无情，况李鸿章重病在身（不久去世），无力过多关照普济，无奈，普济退出上海，撤至烟台开办。广济、普济对上海市场的争夺，以普济的失败告终。
广济、普济两家华商公司的这场经济纠纷，追本溯源，根子在于清政府的昏聩。无论是广济还是普济，它们创办之际分别由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奏报朝廷，得旨允准后才开办的。
广济设立在先，朝廷许以6年专利；普济奏报在后，朝廷又照批不误。晚清经济法对专利的界定相当明确，基本概念指地区性的行业垄断。广济的6年专利，一言以蔽之，即6年之内上海彩票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李鸿章上奏后，清政府不是不知道上海地区的专利早已许给了广济，只碍于朝廷老臣情面难抹，不便硬驳，故对其奏折批以含糊其辞的“知道了”三字敷衍了事，李鸿章正是利用这未予明驳的三个字设立的普济。清最高统治者无视自己一手制定的经济法令，既生“亮”，又生“瑜”，导致了上海彩票市场上的一场狮虎厮杀。
专利是晚清新定经济法的一项内容，清政府之为经济立法，本意是参照西方，借他山之石规范国家的经济行为，但事涉统治阶级高层，一封奏章便可将其弃若敝屣。权力不受法律制约是封建官僚政治的特点，晚清政治腐败，徇个人私情而藐视法律的历史痼疾就表现得特别明显。
回到正题中来。普济的败退烟台，无异于宣告广济公司在上海地位是不可摇撼的，以李鸿章的权势尚且无法插足这块地盘，其他各省督抚自然不会再自找没趣。
此后，各省凡新设彩票公司，均知趣设于本省省会，或省内开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避开与广济的冲突。也正因此，中国彩票的发行点和主销场，就由上海一地扩散到了各省，为彩票在全国的大泛滥作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