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
对于正处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关键时期的上海来说，要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尤其需要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业态的创新，形成更强的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而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既要“对标”，又要“找差”——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对标兄弟省区市的先进经验，对标自身改革进展实际成效，主动找差距、找不足，虚心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尽快把短板补上，推动上海营商环境实现更大的提升。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近日在调研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时指出，优化营商环境，关键是深化政府自身改革，要在“放管服”改革上下更大功夫。政府要千方百计为企业提供良好服务，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甘当服务企业的“店小二”。
多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企业家表示，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发展的中心，在招商稳商方面有着非常稳健的基础和成熟的经验。
不过，这些企业家也表示，与其他国际大都市，包括与国内其他省市相比，上海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在深化“放管服”提高政府服务效率的同时，要更着力于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应该更加重视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
图片来源：世界银行
期待商务成本的减负
商务成本高是企业首先感受到的压力，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等。
主营工业3d打印的上海联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劲松说，现在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是，近些年工程师越来越难招，这与上海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有关，尤其是房租就占了工资的一半。而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工程师工资并不比上海低多少，但生活成本却低不少。
民营教育培训机构上海昂立集团党委书记王爱臣说，最近几年去外地招优秀大学生，他们都要求公司提供住宿，因为上海租房贵，买房更是遥不可及。为了招到人，公司给这些大学生免费提供一年住宿，导致公司成本上升。政府应大力推动青年人才公寓建设，满足市场需求，也减轻企业压力。
安靠封装测试(上海)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周晓阳也表示，制造业所必需的操作工和工程师越来越难招。上海几乎所有的操作工和占不小比例的工程师都是外来户籍人口，但上海的高消费、居高不下的房价，以及户籍制度，让这些外地户籍的操作工和工程师望而却步。
“假如上海需要像集成电路封测这样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双密集型企业，则需要找到方法，比如提供廉价蓝领公寓或政府批准建造宿舍等。”周晓阳说。目前安靠上海有3600名操作工，388名外地工程师。
卫邦科技创始人兼董事长刘葆春也表示，在上海招人是不太容易，除了成本高，还因为上海外资、国资比较强，很多人才更愿意去大企业而不是创业企业。
据了解，也有不少企业反映，随着自贸试验区挂牌，周边房产售价和租金价格上升迅猛，导致企业员工无力支付高额租金，纷纷离职，企业新招员工也面临成本窘境，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实体企业经营成本。
此外，可供开发的土地越来越少、容积率覆盖率等制约，导致土地成本越来越高。周晓阳说，是否能为企业发展减负，将决定企业是否能在上海健康地生存和发展。
为了破解高房价对创新人才集聚的影响，目前上海也已出让多幅租赁住宅用地，希望综合运用人才公寓、公租房、租赁房等多种办法解决问题。根据《上海市住房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期间，上海将年均供应住房用地1100公顷，其中租赁住房用地约340公顷(占比30.9%)。
监管期待更精准
在经济转型中，随着更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也要求政府部门保持一种包容审慎的态度，帮助企业成长壮大。
周晓阳说，上海市政府对政策的执行非常透明、公正，企业在上海经营基本都有法可依、有理可据，只要守法经营，可以埋头做事。
不过，不少企业也表示，期待相关监管更加专业化和细化，而非“一刀切”。
有从事化学品业务的外资企业表示，海关每年都会对企业的保税仓库进行2~3次核销，且每次核销均要求企业必须停产，这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了困扰。希望海关能针对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落实不同的监管政策，在确保监管到位的同时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
贸易便利化是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一项行之有效的举措。近年来由于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所带来的海关、检验检疫等的简政放权和业务模式创新，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业务增长空间。
不过，与国外自贸区等区域的海关通关速度相比，有企业表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通关速度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有外企表示，由于韩国港口的通关速度明显更快，且保税区的仓储租金也低40%左右，因此公司总部决定将分拨中心放在韩国。
有投资机构合伙人告诉记者，上海有一些与其他地方不同且不太合理的规定。比如一只基金穿透到最顶层后，如果存在国有引导基金或者国有lp(有限合伙人)，即使成分比例非常小，所投资标的的股权变更、转让，都需要走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程序，按照国资对待。这个规定不仅拉长了交易时间，也增加了交易成本。
政府与企业的沟通需加强
在采访中，不少企业对于上海市政府官员的亲商稳商表示赞赏。
周晓阳说，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发展的中心之一，在招商稳商方面有着非常稳健的基础和成熟的经验。上海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城市，很多细节方面的考虑，走在国内甚至国际前列。
另外，上海官员素质普遍较高且有国际化思维，各政府职能部门非常愿意倾听企业的声音，并希望为企业排忧解难，各种行业协会、组织等也在政府和企业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桥梁作用，对稳商有很大帮助。
不过，也有企业表示，政府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应该更加便利。
王爱臣说，上海市政府在设置信息咨询渠道方面还没理顺，比如企业想咨询一个事情怎么办理找不到门道，只能靠私人渠道关系去咨询。有时政府热线电话提供的信息，解决不了专业问题，即使到了部门大厅也很难得到专业的咨询。
马劲松也认为，现在政策变化不少，民企比较难以获得这些完整信息，具体办理更是摸不着头脑，政府发布信息渠道应该更加畅通。
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4年多来，已经出台了多项便利化举措，也有企业表示对新政策掌握不足，更无法谈及如何充分利用新政策。所以希望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与沟通，让企业更加顺畅的利用创新的投资环境与政策。
另外，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力有待加强。有企业反映，出口退税时间较长，从3个月至3年不等，企业认为可能是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衔接不畅导致流程缓慢。比如，企业相关海关数据已实现电子化，但税务局仍要求海关出具海关相关证明。
产业发展配套待加强
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后，上海率先进入转型的关键期和攻坚期，一方面逐步降低对重化工业、投资的依赖，一方面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以及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按照规划，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要占上海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保持在25%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增加到20%左右。
在新旧动能的转换中，企业也面临转型升级的需求，要从传统业态转向技术更先进、附加值更高、发展空间更大的新业态，而这些新业态对于政府的监管和产业配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珠海云洲智能是中国最早专注于无人船艇领域的高科技企业，目前正在推动全球首艘小型无人货船项目在2019年率先实现商业运营。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张云飞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们将在上海临港成立设计中心，专注于无人船的设计。“上海的人才政策非常好，很多船舶设计的人才都在这里。”
对于民企来说，张云飞认为，要在一个前沿创新领域取得突破并稳步发展，对于政府最核心的需求，是引进一个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的布局和落地，同时配套对口的政策。“市场的归市场，技术的归技术，我们需要的是可以真正引进到人才、技术的政策和产业环境。”
“希望相关政策稳定，监管环境更加透明化，这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的稳定运营都至关重要。”艺康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王铁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随着艺康集团对大中华区科研创新和业务发展重视程度的提升，有非常多的外籍专家来华常驻工作或短期交流。王铁说，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简化企业和个人办理的相关手续和流程，为这些优秀的境外人才提供更加便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包括居住和子女教育等。
伊顿亚太区财务副总裁金岩说，希望政府在技术创新领域给予更多的支持，比如从鼓励环保创新、高新技术应用的角度，给予企业所得税的适当降低。
在财政扶持方面，也建议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和总部经济的财政扶持力度，促进该类企业低成本运营，积极帮助企业向海外总部争取更多资源和业务，从而进一步做强中国市场。
深圳卫邦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医院静脉药物调配系列机器人产品的研发、制造的科技公司。考虑到上海的区位优势和医疗资源集中的优势，2014年成立上海市卫邦机器人有限公司，作为卫邦科技的总部和营销中心。
该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刘葆春说，上海对产业规划有很好的专业度，官员也很有规则意识。以机器人产业来讲，上海对这个产业的规划领先深圳，但风口来了后深圳的企业起来得更快，这说明上海在创新的配套方面仍然需要持续改善。
同时，随着全球产业分工出现新的变化，跨国公司不断调整全球的产业链布局，带动贸易形态也在升级、变化，离岸贸易作为一种更新型的贸易形态，它的发达程度也成为衡量国际贸易中心地位的重要标志。
但与其他贸易方式不同，在离岸贸易中，货物流、资金流和订单流是“三流分离”的，由于无法提供海关单证，贸易商往往也没办法顺利付汇。再加上没有相应的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制度配套，在上海开展离岸贸易就受到了影响。据了解，有跨国企业最终把这部分功能又搬回了新加坡。
民企、中小微企业求关注
除了相应的产业规划和配套之外，更多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希望获得关注和支持。
马劲松发现，上海市政府部门更关注大企业大集团发展，对小微企业关注不多，实际支持举措少。“我们公司2000年成立时是规模很小的民企，在2011年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规模变大之前，基本没有受到政府关注。所以上海创业并不容易，政府项目资金更多支持大企业大集团。”马劲松说。
从事互联网大数据的房价网ceo张效海也发现相同问题。他认为政府资金主要支持那些发展规模较大的企业，而对一些有潜力的小微企业、未来能够成长为独角兽的企业关注不够。同时，由于上海国企占据比例大，在某些行业某种程度上，市场化程度不如一些发展快的城市。
“我们业内普遍认为，上海在互联网大数据行业正加速落后于深圳等城市。其实，同一个创意，北上广深等城市都有不少企业在做，竞争非常激烈，而营商环境的好坏决定了企业能否更快一步成功。”张效海说。
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咨询的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燎告诉第一财经，上海经济一大特点是国有经济实力强，本地大型基建项目也基本由国企来做。
“比如去年本来有两个项目准备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结果国企拿走了项目，也就没有采用ppp模式。”张燎说。
他自己所在的公司也碰到了隐形的墙壁。“去年我们了解到上海一个大型项目需要咨询机构，我们去跟相关部门接触希望投标，结果被告知已内定了一家国企。”张燎说。
马劲松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化，上海市政府在服务效率上明显提升，比如纳税更便利。不过政府在注重效率的同时，也应该在资源分配上更加注重公平。比如在财政资金支持上，给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更多机会。
上海张江平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炜对记者表示，到一线摸清企业的“难点”“痛点”和“堵点”后，上海可以从三个路径优化营商环境：首先是借助自贸试验区双自联动，推动制度创新;其次则是要梳理现有政策，真正把政策落实到企业，落实到企业的需求上;最后，是要形成真正有效的服务机制，这样才能确保政府可以以“店小二”的精神，真正服务好企业。
“因为政府更亲近企业，企业也会对上海的营商环境更有信心。”陈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