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显功
400多年前，被誉为中西会通第一人的徐光启，博采西学，身体力行，为上海培植了善于吸纳和融合外国文明成果的文化基因，奠定了延绵数百年积极翻译出版世界各国优秀图书的文化根脉。因此，当晚清和“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在此风云际会，上海以博大的胸襟吐故纳新，引领时代，成为我国西学东传的主要中心。
英国文学是我国翻译时间早且数量众多的对象之一，其作品深受中国译者的重视和读者的喜爱。英国文学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开拓中国读者的文学视野，增进中英两国之间知识与文化的共享，提供了丰盛的资源。上海图书馆所藏文献中，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为了让中国的读者更加了解英国文化及其在上海的传播及影响，2018年3月15日至4月15日，作为中英两国政府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文苑英华——来自大英图书馆的珍宝”英国作家手稿展将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届时将展出夏洛特·勃朗特、d.h. 劳伦斯、珀西·比西·雪莱、t.s.艾略特和查尔斯·狄更斯五位大师的手稿，以及反映英国作家作品在中国译介过程的相关文献。为此，本报特约请中方主策展人、上海图书馆黄显功先生讲述有关展品背后的故事。
——编 者
两件中方展品的珍贵记忆
19世纪中叶以来，上海是我国西学人才的集聚之地，涌现了众多著名的翻译家，其中不少人身兼作家、学者和编辑，在推动外国文学传播方面具有综合优势。他们的翻译成果见证了上海的西学传播从由传教士和外国人亲自翻译，或“口授笔录”的中外合作，到由中国人用中文翻译的转折。从那些传世百年的文学译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本的呈现形式经历了译述、归化、文言到白话文的升华，从中展现了文学译介在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影响下的变迁。外国文学的译介为促进中国文学的创作手法、叙事方式和艺术表现发挥了重要作用，助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和文学思潮的兴起，为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典范文本，极大地拓展了中国读者的文学欣赏与阅读视野。英国文学作品是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媒介和内容。
在此次上海图书馆的展览中，有两件值得纪念的展品令我特别感慨。一是朱生豪先生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时所用的词典。我在3月3日下午特地赴嘉兴朱生豪故居，在朱尚刚先生的引导下上楼参观了朱生豪的卧室和他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时的写字台，听朱尚刚为我讲解其父的往事。朱生豪先生是我国首位系统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译者，32岁时因肺结核病而英年早逝，共翻译完成了 31 部莎剧作品，由上海世界书局在1947年出版。我捧着这本被主人翻阅了无数次的《牛津当代英语简明词典》，心情格外激动，它是英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见证。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三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后经过校订、补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我国流传最广的通行经典版本。
第二件是屠岸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所用的底本。这本1904年版的《shakespeare’s sonnets》英文本，承载了一段中国译坛佳话。在2012年去拜访屠岸先生时，我曾手持此书听他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上世纪40年代他在沪读书时，经常去现名复兴西路的古今书店，在架上见到此书时爱不释手，因价高而未能买下，于是向店主商借了一个星期。当他归还时，想不到店主竟慷慨地签名相赠。屠岸据此投入了莎士比亚诗歌翻译，1950年在上海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完整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60多年来，他不断修订，精益求精，出版了多个版本。2016年，正值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在上海图书馆的支持下，再次在上海出版了世界第一部线装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我3月4日特地从屠岸女儿的手中借来了此书参展。
中英作家的历史情缘
在此次展览上，也有一份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英国作家手稿亮相，这是剧作家萧伯纳题赠上海戏剧家黄佐临的一件珍贵手迹。1937年7月10日，黄佐临回国前在伦敦向萧伯纳辞行。那天正是“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萧伯纳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了万分愤慨，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满怀信心。他在题词中对中国表达了热情的期望，“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而许多英国作家在上海的访问与互动，也谱写了一首首动人的篇章。1920年1月，上海的礼查饭店入住了毛姆，他的中国之行，诞生了《在中国的屏风上》；剧作家萧伯纳既有与上海戏剧家黄佐临赠物题词的深情厚谊，也有1931年乘坐“皇后”号轮船到沪访问8小时的盛况；在1938年抗日烽火中来到上海的著名诗人奥登，激发了上海诗人邵洵美抗战诗歌的创作与翻译，演绎了一段诗坛佳话。还有世界三大科幻作家之一的克拉克与上海作家叶永烈之间的嘤鸣求友，在上海写作计划和上海书展中频频亮相的英国作家们……
另外，英国文学的名家名作在上海的出版也呈现出首译、首印多，一书重译多的现象。如以深受中国读者喜爱的作家狄更斯为例，他的小说在1907年至1909年连续出版了5部，《匹克威克外传》的首译本《旅行笑史》19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多卷本《福尔摩斯侦探全集》；弥尔顿的名诗《失乐园》1934年由上海第一出版社推出；上海翻译家黄杲炘首次翻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诗体的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在上海被重译出版了10多个版本。此番景象正是上海翻译实力的写照，其例不胜枚举。
英国文学在上海的传播源远流长
上海具有海纳百川的历史传统。自晚清以来，上海开风气之先，成为融汇中外文明的枢纽。随着上海的开埠，英国文化在上海都市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文学传播赖以生存的新闻出版方面，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创办了一系列著名的出版印刷机构与报刊，如上海最早的出版机构墨海书馆（1843年），第一份中文综合性刊物《六合丛谈》（1857年），第一份中文报纸《上海新报》（1861年），以及发行时间最长的两大名报,即西文的《字林西报》（前身是1850年创刊的《北华捷报》），中文的《申报》（1872年），对上海的近代媒体发展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其中的《申报》对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重镇，发达的新闻出版业为人文荟萃的上海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有力地促进了外国文学的译介，为中国的新文学成长输送了丰富的养料。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集聚了我国优秀的翻译与编辑群体，以报刊和图书为媒介，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在此纷纷发表，占据了中国翻译出版的半壁江山。因此，在上海优越的历史条件下，英国文学翻译受益于得天独厚的经济、文化环境，在上海风生水起，文学作品的在华译介处于领先地位，是中国翻译出版英国文学的主要中心，在英国文学的推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有资料表明，我国近代外国小说的翻译发轫于英国小说，始见于上海的报刊。如1872年5月21日至24日的《申报》连载了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部分的译文，约五千字，名为《谈瀛小录》；1872年5月31日起分六期刊登的《乃苏国奇遇》是英国小说家马里亚特的《听很多故事的把沙》中的《希腊奴隶的故事》的译文。1873年1月，申报馆出版的《瀛寰琐记》第三期上发表了中国近代第一部汉译小说《昕夕闲谈》，共连载26期，约30万字。其译者蠡勺居士的本名考证目前尚有争议。时过百年，经美国汉学家韩南研究，此书原著是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所作的《夜与昼》。2000年,韩南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讲座中公布了这项重要发现。以上汉译文献和英文原著在上海图书馆均有实物收藏，见证了英国文学在上海的早期传播历史。
上海成为英国文学出版的重镇
20世纪上半期的上海，许多期刊不仅辟出专栏发表译作，还出版了多种翻译专号或纪念专号、专栏，以英国作家数量居多。如《创造季刊》（1923年9月10日1卷4期）的“雪莱纪念号”，《小说月刊》（1924年4月10日15卷4期）的“拜伦专辑”，《现代》（1932年12月1日2卷2期）的“约翰·高尔斯华绥特辑”，《译文》（1937年3月16日1卷1期）的“迭更司特辑”，《新演剧》（1937年6月5日1卷1期）的“莎士比亚特辑”等。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为代表的上海出版机构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据研究者统计，1911-1949年我国翻译出版的英国文学作品有739种，大多出版于上海。如我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十分重视翻译作品，出版了大量文学译作，著名翻译家林纾的译作主要在商务刊行，他的《林译小说》丛书两集共100种，其中英国文学多达68种。当时的许多文学译作丛书为中国读者传递了丰富多彩的英国文学。以上海图书馆所编《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总目》中著名译文丛书为例，英国文学作品数量居于前茅，如商务印书馆1928年4月至1950年2月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共154种，其中英国28种；启明书局1931年8月至1949年5月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共78种，其中英国22种；中华书局1939年8月至1947年10月出版的《世界少年文学丛书》共8种，英国占了7种；世界书局1931年10月至1937年3月出版的《世界少年文库》共编号47种（缺7种），英国13种。据国家版本图书馆编《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著作目录》统计，我国大陆地区在此30年间翻译出版了47个国家276位作家的1250多部古典文学作品，在上海出版的就有710种，占全国的半数以上，其中英国文学仍有较高的比例。上海的英国文学作品译作出版遍及小说、诗歌、戏剧、传记、散文等类型，1949年后的上海多家出版社也推出了众多从古典到当代的英国文学译作，其中上海译文出版社是中国规模领先的综合性翻译出版社，所出版的名家名译佳作，享誉海内外。
英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瑰宝，名家名作，群星璀璨。上海在近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兼收并蓄，广泛译介英国的文学作品，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享受。（黄显功）
来源：文汇报